留守、被害、杀婴 涉罪未成年少女回归记

“大爱福田”涉案未成年人精准帮教模式研讨会现场 中国长安网记者 王蓉 摄

　　中国长安网记者王蓉

　　5年过去，虹虹就像从一场漫长的噩梦中初醒一样。不到两千个日日夜夜里，伴随着她的，除了恐惧，还有无法挽回的愧疚：

　　2012年年底，深圳。

　　14岁的虹虹，心里装着一个“大秘密”。才到深圳几个月，她总是战战兢兢的。而几个月前，却是她哭着闹着要离开留守的农村老家，与在外打工的父母团聚。

　　然而此时，她的的确确又害怕与父母待在一起。

　　等到“砰”得一声，门关上了，虹虹就站在门后，伸着耳朵、屏住呼吸听父母下楼的声音。直到脚步声一点点消失，听见单元门被锁紧的声音，紧张的神经才稍稍放松下来。

　　她长长地舒了口气，连忙开始了自己的“秘密计划”。

　　留守、被害、杀婴

　　深圳的冬夜被阴冷的潮气裹狭着。虹虹和父母还有弟弟，一家四口蜷缩在一间很小的出租屋内：仅能放下一张双层床和沙发，厨房和厕所之间只靠一扇布帘隔开。

　　她的秘密其实很简单：每天父母走后，她就在家里使劲儿蹦、使劲儿跳做高强度运动，还时不时用手摸摸肚子。

　　“我跑我跳，就想把它弄掉下去”。可是日复一日，满头大汗之后，面对着愈发高高隆起的小腹，她害怕，但又不敢让爸妈知道。

　　如果没有那一次事故，虹虹也只是中国6100万个留守儿童之一。

　　2012年3月，刚上初中的虹虹，在老家的学校遭到了强暴，她没有看清对方的样子。事实上，在小学毕业时，她就跟母亲提到过，听朋友说这所学校发生过类似的恶性事件，但那时远在深圳的母亲并没有在意。

　　两个月后，虹虹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她借机跟母亲说自己不想读书，一定要来深圳。

　　见到女儿逐渐变大的肚子，父母仍然没有放在心上，只是以为孩子“长胖了”。直到12月底的一天，从早晨开始，虹虹的腹部就一直在阵痛，但她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直到次日凌晨上厕所，虹虹先拉了一次肚子，第二次竟然产下一名婴儿。

　　面对突如其来的生命，她有些惊慌失措。担心被父母和邻居发现，甚至都没看看孩子是男是女，虹虹就跑进厨房，拿了一个黑色的袋子，把婴儿装进去，手哆哆嗦嗦地打开8楼的窗户——像摆脱噩梦一样，把它扔了出去。

　　婴儿当场死亡。由此，原先的被害女孩变成了杀婴母亲。

　　依照法定程序，她被公安机关转送到深圳福田区检察院，开始开展社区矫正。恰逢《新刑诉法》专门增加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新设了附条件不起诉、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等制度。同年8月福田区检察院率先开启“涉罪未成年人帮教服务”，成立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检控组，专门负责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卫东看来，未成年人走上犯罪的道路，有着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家庭因素，当然也与其自身性格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

　　“涉及到孩子，只要是为了涉案未成年人更好地回归社会，我们的探索就没有禁区。” 陈卫东对中国长安网记者说。

　　仅凭一己之力，可能做不好帮教。检察院与广东省首家专门从事违法犯罪青少年帮教工作的司法社工队伍——启航公益中心的前身合作。

　　该机构宣传册上写着，“被害人缺乏关注是比犯罪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令人愕然的也正在于此：直到警察上门询问，虹虹的父母才终于得知了真相。

　　检察院委托专业社工根据涉案对象的特点，通过检察官、社工与涉罪青少年“二对一”的帮教方式，感化和挽救涉罪青少年，使他们真正从内心忏悔，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时间大致从半年到一年不等。

　　2013年7月左右，虹虹以故意杀人罪被公安机关批捕并转送检察院。2014年2月，经过法院审理，最终她被判刑3年，缓刑4年。

　　中度抑郁

　　被强暴的阴影和杀死自己孩子的噩梦缠绕着这个14岁的孩子。那个曾经在父母眼里“乖巧、懂事”的虹虹不见了。她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伤害了一个无辜的生命。

　　经常性失眠抑或梦魇在被强暴后成为她夜晚的常态。虹虹的睡梦不再甜美，经常会闪回过去的那些画面，记忆一遍又一遍地像刀一样反复割着她的心口。

　　她还回避见人，表情呆滞，后来被医院诊断为中度抑郁。“一见人就一个劲地哭”。

　　直到现在，社工罗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她的场景：在检察院办公室，瘦弱的虹虹呆呆地坐在椅子上，面色苍白、黑眼圈严重、双眼肿胀，并且在一直不停地抹眼泪。几乎没有交流能力，只能由母亲代为回答。

　　“做噩梦,不停地脑海闪回，都是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表现。”第一次交流之后，罗云对虹虹有了初步的心理评估。

　　她开始尝试跟虹虹介绍自己，试着安抚她的情绪。罗云放一些轻音乐，教她调整呼吸，打算用放松疗法先治疗虹虹的睡眠。

　　有了一些效果之后，她又从虹虹母亲那里了解到，“她的思维反应比原来迟钝，考虑到孩子年龄小，我就带她玩游戏。”

　　“德国心脏病”就是他们常玩的一个练习快速反应的游戏：当玩家看到五个相同水果的时候就必须按响铃铛。

　　游戏一共有56张牌，4种水果，每张牌1到5个相同水果。当每名玩家打出他的牌时，如果谁看到台面上有5个相同的水果，就必须马上按铃。

　　“在游戏里，我终于再次见到了她的笑容。”慢慢地，虹虹开始愿意和罗云说话了。

　　罗云还做了社会调查，去了虹虹的老家，与她身边的人都聊了个遍。她发现，孩子的心结还是在于家庭：“长期的留守以及父母间的矛盾，让她很少能从家庭中获得有效的支持，这也是她在被强暴后选择隐瞒的原因。”

　　意识到这一点，帮教虹虹的福田检察院检察官曾艳和罗云又立即开始其父母进行辅导，缓解他们对于虹虹的内疚，帮助增进亲子沟通。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虹虹开心地告诉罗云，“有时候父母也会在吃饭后陪她和弟弟玩桌游了。”

　　逐渐地，虹虹的心理慢慢有所好转，罗云又开始带她去参加陶艺小组、葫芦丝小组，还鼓励她参加义工服务。“看得出她也喜欢做义工，刚开始有些生疏，不怎么说话，只帮忙做事，后来会主动帮忙，也与孩子有主动地交流。”罗云告诉中国长安网记者。

　　经过将近一年的接触之后，罗云终于向虹虹问出了那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当时小孩有没有哭？”

　　并非意料之外，虹虹再一次抑制不住地哭了。

　　于是，罗云让她闭上眼，引导她在脑海中想象蓝天白云，直到慢慢浮现孩子的脸。她告诉虹虹，如果有话对孩子说，可以在心里说。“孩子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他知道你只是当时还没有能力养他，他能够原谅你。”

　　那一次，虹虹告诉罗云：“我跟孩子说了话，请他原谅我。”

　　不久后又到了生日。她曾对罗云提到过，童年开心往事之一就是与朋友在田间骑单车。为了勾起快乐的回忆，罗云邀请她和弟弟一同去骑单车，在公园的草地上吃蛋糕、过生日。

　　第二天，虹虹发了长长的短信给她，其中最重要也最让人欣慰的一句是——“自己又能感觉到快乐了。”

　　97个新生命

　　虹虹是深圳福田检察院和社工组织合作帮扶的第一个孩子，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使这些孩子不带痕迹地回归社会。从2013年至今，四年时间里，总共有97名涉罪少年“迷途知返”，重获新生。

　　其中，福田检察院已对52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处理，对16人作出不起诉处理，对18人取保候审后进行系统帮教延续至审判环节并均被判处缓刑回归社会，不逮捕或改变逮捕强制措施并予以帮教的11人。

　　他们都曾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涉罪未成年人。

　　王涛也是97个“新生命”中的一个。生活在深圳，家庭条件优渥，王涛不仅是家里的“小霸王”，在学校也是个“大哥大”。“每个月的零花钱都是好几千上万，手下有20多个小弟”帮教他的检察官李淑颖对他印象深刻。

　　自小不缺钱花的对金钱“没什么概念”，养成了他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高二那年，父亲生意失败，零花钱减少了。钱就不够用，王涛就带着他的一帮“兄弟”，抢劫手机销赃换钱被抓。

　　李淑颖回忆：“刚开始他一脸不屑，说话吊儿郎当。一副小混混的样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根本没有意识，也没有对法律的认识和尊重，还觉得被害人傻。”

　　直到，检察院专程组织部分社区孩子一起参观看守所，才让王涛对自己的行为有了深刻地认识。

　　看守所的监仓生活，以及犯人带着手铐脚镣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沉默了很久。回去之后，在他上交的书面汇报里写道：“思想有了很大的触动，想到如果自己这次的行为导致关押在看守所，将会是怎么样灰暗的生活。“

　　后来，王涛主动产生了重回学校读书的念头。但遭到多方碰壁：学籍被取消，学校拒绝接收，教育局称执行规定，无法恢复学籍。

　　检察院了解到后，领导亲自带检察官和孩子去教育局沟通协商，陈述情况，终于让他恢复学籍，回到学校就读。

　　“尤其是通过助力返校就读这件事，孩子和家人对检察院信任度达到满分，他知道其中的艰难，也看到我们是真的帮助关心他。” 李淑颖说。

　　复学之后的帮教，王涛非常配合，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抓紧时间学习，还对以前的小弟进行规劝，最终考上了大学。也是97个新生命中，考取大学的五个人之一。

　　“帮教他们，陪伴他们，其实我们自己也在成长。” 4年时间，李淑颖帮教过许多像王涛一样的孩子。

　　“这是一个相互的过程。”一名社工告诉中国长安网记者。每一次帮教，对于检察官和社工们来说都是一次洗礼。看到他们的变化，社工们会感到惊喜；看到他们的反复，社工们也会焦虑。

　　从事未检工作4年的福田区检察院未检办主任曾艳最大的感受是：“我们曾以为自己在影响孩子们的成长轨迹，回首望去却发现，是孩子们促使我们不断反思和重塑自己。”

　　她还有另一个身份——两个孩子的妈妈。大儿子8岁，小女儿刚刚8个月。

　　以前曾艳也是一个急躁的人。做了这份工作后，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候，会注意相处模式，更多的尊重孩子。在教育自己孩子的时候，她也会反思“自己的教育模式会给孩子带来怎样的影响”。

　　今年，王涛刚刚大学毕业。他寄来了一封手写的感谢信，密密麻麻两大页纸：“接受的帮教后，我开始为他人着想，知道读书的重要性，身边有朋友不想读书，我会立刻劝他。”

　　收到信后，李淑颖明白，这场与迷途羔羊内心的“猛虎”较量的战役，她算是赢了。

　　不带痕迹地回归社会

　　在2017年之前，帮教一直以陪护为主，与孩子建立“朋友”、“老师”式的关系，以专业手法为支撑，陪伴孩子渡过帮教期，初步解决孩子在认知、行为上的一些问题。接受帮教的孩子大都是初犯，情节较为轻微，因此成效显著。

　　但在面对重刑犯、社会化程度高的孩子时，这种简单陪伴的方法就显得有些束手无策。“未成年人身上的问题没有根本性地解决，对社会来说更像一个定时炸弹。”另一位社工告诉中国长安网记者。

　　福田区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余智晟介绍，就深圳的情况来看，近些年未成年人犯罪的形势越来越严峻，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未成年人犯罪的总数在减小，但实际上未成年人涉重罪、犯罪暴力化、成人化、团伙化的趋势日趋明显，再犯罪率也趋高。

　　“在法庭上，我们都有对这些孩子进行过司法教育。但出去了，他们还是会再犯，‘多进宫’预示着我们之前只教育是有问题的。”

　　曾艳还记得再犯罪次数最多的一个孩子。从达到法定年龄开始，他一共因盗窃被抓了八次。“这个孩子‘八进宫’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

　　突破，迫在眉睫。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惩戒后出去再犯，这已经成为一个死循环。

　　此时，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王英赴粤的一次讲课，给了福田区检察院未检办一丝信心：如果能够对涉罪未成年人开展有效的心理测评和风险评估，从而进行专业的心理疏导和心理矫治，那么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经过多次沟通和探索，今年2月，深圳福田逐步由陪伴式帮教过渡到精准式帮教——引入先进心理学，快速帮助孩子向社工敞开心扉，并根据人格甄别报告，有的放矢的制定方案、评估风险以及帮助恢复家庭关系。

　　“成年人的司法解决不了未成年人的司法问题。”这是大部分少年司法专家的一致认识。

　　问题的根源几乎是全社会的、广泛性的。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办公室处长张寒玉看来，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化不足、社会化缺陷以及社会化问题是少年司法始终面临的主要问题，希望成人社会宽容未成年人犯罪。

　　但也有人向检察院提出质疑：“你们是在放纵未成年人犯罪”。而福田检察院上下从未有过动摇。“挽回涉案孩子，最终让他们回归社会”——一直是他们的一致追求和初衷。

　　然而一开始，他们就犯了难。小艳和小红是97个最新开启新生命的孩子。

　　那是个特别的日子。社工李英芳很早就到了看守所，在门口来回踱步，不时低下头看看时间。手里紧紧地攥着两个红包，每个红包里包了66块钱。那是李英芳出门前就准备好了的，想等孩子从看守所出来后，亲手交给他们，祝福她们的新生活能够顺利开启。

　　直到听到“吱”地一声，门开了。两个女孩走出来，一个高个儿，另一个略显瘦小。待在看守所的这些天，还她们不太能适应。李英芳三步并两步，急忙迎上去，一边把两个红包塞在孩子们手里，一边拉着她们的手快走。

　　然而，她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不是心理，而是物质。两个女孩甚至没有合适的衣服穿。于是，李英芳把她们带回了家，把自己和女儿的衣服找给她们穿上。

　　过了好几年，她仍然记得那两个孩子，一高一矮穿着不合身衣服的模样。“我也是一个母亲，我真的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孩子。”

　　在社工们的帮助下，两个孩子没有再踏入看守所的那最后一段路。

　　目前，最新的成果是，从2016年8月至2017年6月，经帮教顺利回归社会的孩子达到49%，而全国的比例还低于6%。同时，深圳福田检察院还提供了知识技能培训基地，已帮助42名涉罪未成年人实现再就业。

　　如今，17岁的虹虹在经营一家服装店，由于情况特殊，直到最近，她才真正结束帮教。好像做了场黄粱一梦，那些记载着过去这些伤痛历史的案卷已经按照新的制度被永远封存起来。那些血色的过往，也都已经随着时间慢慢褪去颜色。

　　在人们的印象里，她依旧是那个笑声如银铃般清脆的伶俐少女。

　　（为保护这些未成年人的隐私，使其顺利回归社会，本文中所有未成年人姓名以及社工姓名均为化名）